国防三线建设五十周年的点滴记忆
—原6538部队转业军人 谢永玉
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做出并指导实施的一项重大国防三线建设决策50周年。决策以建立后方战略基地和改变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状况为目的，促进三线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建成以能源、交通为基础，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的战略后方基地，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与超级大国周旋赢得了时间与筹码，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原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
曾是血气方刚时参加国防三线建设的我们这批兵，现在都是满头染白了霜。三线建设岁月峥嵘五十多年的风雨兼程，半个世纪春华秋实，百万三线建设大军汇聚在祖国偏远的大西南，军人用坚强臂膀撑起人民安危与希望。哪里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在那个被激情点燃的岁月里，“三线兵”怀着建设国防钢铁长城，披荆斩棘、开山劈水、筑路架桥、打坑道铺铁路，用青春、热血、生命铸塑出一座座丰碑。三线建设筑起了一座座坚固的堡垒，使西南地区成为国家生存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为国家安全“买了一份踏实的保险”。
一、步入军营、磨砺筋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服兵役，保家卫国，抵御外侮，是每个热血青年的神圣职责。参军入伍是我从小的志向，并且一直持续至终有增无减。1962年我当兵体检、政审合格，家里收到了当兵通知书，亲戚朋友都登门热闹了一下。可过了几天，上级征兵名额多余出几个，当地干部考虑我年龄尚轻，家父是个老党员，对征兵工作很支持，故决定把我留下。1964年征兵工作又开始，政府又一次给我家发了征兵通知书，几天后，在县党校集中。据说我们这批460多名新兵，是我县在建国以来征兵最多的一次。因当时每个县只有一部客运车，只好在县党校边学唱“当兵为什么光荣”边等车十几天，待调齐15部接兵客车后，运送我们这批新兵到温州轮船码头，与舟山海军新兵一船过大海到达目的地。我们是在南京下船，连夜步行到达南京方山飞机场营房住下，已是第二天凌晨了。以后连续来自浙江永康、文成（永嘉新兵是从芜湖到达繁昌的）和江苏的新兵。
步入军营，满心的好奇和忐忑，最难熬的是新兵连生活，包括吃、穿、住、行等，从早上起床、早操、洗漱、就餐、操课、晚点名，直到晚上九点左右熄灯就寝，部队样样都安排得非常紧凑有序。部队是一个令行禁止、高度统一的集体，从站队集合，到穿衣着装，内务整理、到东西摆放，训练时的精神状态、到武器装备的操作要领，都比较讲究，而且严格规范。没有经历部队实际生活磨砺的新兵，对熟悉部队的一切，都要从零的开始，肯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部队是一个武装集团，随时都要准备打仗。无论是军事训练，还是实际战斗，都充满着艰苦、劳累、危险和牺牲。正如蔡锷将军所说：“战争之事，或中中跋涉冰天雪窟之中，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血肉横飞，极世人所不见之惨，受恒人所不经之苦，其精神，其体力，非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比”，理论和实际都表明，要使军人积极投入严格而艰苦的军事训练，以适应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更好地履行军人职责，必须下大力培养与军人的理想信念相联系的三大作风，即严守纪律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和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作风。
军人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他无私忘我，时刻准备着听从党和人民的召唤，随时接受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因此，只要你选择了当兵，就必须具备“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基本素质，因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凝聚着当兵人精忠报国的心血，早已成为了当兵人坚定的信念和行动的准则。因为军人是用特殊材料炼成的，而这种特殊材料就是军人经过苦累这道难关而熔铸出来的钢筋铁骨。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队，就凭着“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粮”，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风餐露宿宁非苦，且试平生铁石心”。
军人这个名词，从诞生那天起，就与牺牲、奉献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军营都不是一个舒舒服服的享乐场所，黄埔军校创建之初,孙中山先生为该校题了一副门联：“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这是军人的座右铭，当兵首先要端正入伍动机，充分认清军旅之路所要面对的是清贫与艰苦。
我们当兵时，接兵部队是南京军区一个新建团，成立在南京江宁方山，生活的确十分苦涩。早起在零下7-8度的情况下，用冰冷的水洗脸，像刀刮样刺痛，把毛巾一拧挂到墙上就结成了冰块。一个排50多人合用一桶开水，轮流灌入每人的军用水壶，早已成为冷水了。那时每人一天的伙食费只有0.415元，一日三餐尽是青菜萝卜干，很少能尝到沾有油腥味的饭菜，记得一天南京军区领导来到我们团检阅部队的当天晚上，每人能吃到二两半红烧肉，至今记忆犹新。新兵月发每人津贴费第一年6元，以后逐年加发1元。部队寄信免费，每月除买点洗漱用品和信封、信筏外，余点钱要寄回家用，那时一年一人能给家里寄去30元钱，算是大笔汇款了。据说1965年秋，罗瑞卿总参谋长到龙门海岛视察战备时，对陪同他巡防的领导说：“龙门不是海岛吗？工作环境十分艰苦，应该按照海岛的补助标准，每月给每个士兵增加一元津贴费”。现在看来一元钱微不足道，但那时一元钱可以买7-8斤野生大黄鱼。六七十年代，国家工作人员出公差，参加劳动，每人每天只准补贴费0.15元。对此，在海岛的当兵人打心里十分感激这位爱兵的罗总长。
新兵训练是从军的基础，也是人生的根基，或者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洗礼。那时候的当兵人，文化素质普遍都很低，一个连的初中、高中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有的讲话都让人听不懂，军训难度就更大。诸如一些常年形成与规模动作格格不入的陋习，有的两肩总是一高一低，脑袋老是习惯地往一边斜，走路总爱弓着腰，还有手与足不交叉走的等等，纠正起来费劲费时，往往短时间里难以凑效。队列训练是军旅生涯中夯实基础的关键，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分解动作做起，一板一眼，意在帮助不同接受能力的新兵准确掌握动作的基本要领，之后规范连贯的动作。
新兵训练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军姿和队列上，军姿显示出军人的气质风采，队列能够培养军人步调一致、令行禁止的良好作风。练军姿主要是站蹲坐三个动作，其基本要求是四个字，“直”“顺”“硬”“神”。直，就是身体必须保持笔挺、正直；顺，身体要协调顺畅，不可随意弯弯曲曲；硬，身体躯干要向上拔劲硬起来，不能耷拉着脑袋含着胸；神，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要体现出精气神来。蹲姿和坐姿相对轻松，而站姿却比较苦。头颈正直、挺胸收腹、两腿加紧、双目直视前方，迎着凛冽的寒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练下来，脸冻得通红，针刺一样的疼痛，两条腿僵硬得象根木头，感觉走步都不会打弯了。
特别是正步踢腿动作，要求踢出去的腿必须挺得直直的，脚尖下绷，脚掌离地20厘米左右与地面平行。队列训练一天下来，累得臂酸腿疼、筋疲力尽。这种滋味，没有亲身经历，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我因当兵前在地方曾当过一年多的民兵排长，受过集训有点基础，时作示范兵。但要诠释一名军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抬头挺胸，铸出铜墙铁壁，目不斜视阐释忠诚刚毅，行军路上，练兵场上，步伐刚劲有力，动作干净利落，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率直礼貌等差距非常大，需要更加努力，但更为严酷吃苦的训练还在后头。诸如后来的刺杀、投弹、射击训练,每一项都让人练得呲牙咧嘴。记得当时练刺杀,头一天反反复复地防左防右刺出枪,枪托子就把右胳膊肘打得青紫淤血。次日,随着班长的口令,每做一个防左防右刺动作,青紫肿痛的胳膊肘真是雪上加霜般被枪托子一次次打得钻心得痛。练投弹就更是吃苦了,别看那一枚小小的手榴弹,开始摔时,我就是使出全身的气力,也摔不出个及格的成绩。那一段时间,除了正常训练外,我起早贪黑练投弹,直摔到肩胛处肿痛的连手指都拿不住筷子。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投弹考核时，竟然得了个良好的成绩。
新兵训练虽然苦累,但咬咬牙也都能挺住。只是起先应对那深更半夜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当新兵的难免心中没有谱会有些个紧张。尽管我们在大白天蒙上眼睛反复练习过打背包,但不少的人说及夜间的紧急集合,心里还是会有些发怵。这也难怪。漆黑之中,要在三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全副武装地披挂整齐跑到连队集合点,这对普通百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就是对训练有素的军人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当时,我们穿上军装还没几天,就连帽徽领章都没有佩戴,要说睡梦中被夜间突然响起的紧急集合号声惊醒一点儿都不紧张,这真是吹牛。况且,有的时候,仅是一个晚上,连、排、班分别都会来一次紧急集合,闹腾得人几乎有些神经兮兮的一个晚上都无法安然入梦。但是经过了几次夜间紧急集合演练之后,大家那一颗总是提溜着的心也就自然地落下。当然,这其间的“洋相”也是有过不少的。
新兵训练是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转变的一个必经平台。新兵连的训练是异常艰苦的，白天练队列、投弹、射击，晚上则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体能课目。每天都象上满发条的时钟，永不懈怠的在“一二三四”的呐喊中和奋力拼搏的汗水中度过，累的让人无以闲暇。每天晚上，不管寒冬腊月，身贴床板上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又被叫醒站岗了。
“一分辛劳，一分收获”，全团三千多新兵经过三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后，南京军区领导亲临我们新兵团检阅，并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我们新兵团为南京军区建筑工程兵第二二二团，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538部队，并授予八一军旗。
首任团长胡兵，副团长宋景山；政委吴世玉，副政委王勇；参谋长徐开选。
1968年前后，团长宋景山，副团长赵辉、沈仁祥；政委洪流、副政委宋环；参谋长苗兴德；政治处主任李荣春。
1981年前后，团长陈学碧，副团长马桂森、顾明康、赵健；政委陈万健，副政委张文辉；参谋长夏泽中，副参谋长吴承福、洪正保；政治处主任陈光明，副主任王士英。干部股长梁新生，宣传股长程伯荣。
二、抗御外患战略宏伟
每每翻开中国近代史，全国爱国同胞都禁不住声讨帝国主义的凶残及其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禁不住咒骂旧社会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卑躬屈膝，丧权辱国，让国家被侵略，民族遭掠夺，人民受凌辱。帝国列强从1840-1945年对中国进行七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其中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9次，前后中国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700多个，赔款白银8.2亿两，特别是日本侵华战争1931-1945年，中国同胞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赶走了日寇侵略者，国家损失6000亿美元，伤亡达3500万人。那种灭绝人性的火烧圆明园、沙俄霸权侵略、南京大屠杀，血流成河，白骨如山。
目睹山河破碎，血流成河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他深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悲惨厄运。因此，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一起奋斗反抗，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领导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亲自领导和指挥了抗日战争，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震动世界的抗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援越抗美、平息分裂武装叛乱及后来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沙群岛的阻击战等，始终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平，维护祖国安全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写出了一份报告，5月9日报罗瑞卿，罗又分别报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时间恰好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一、工业过于集中；二、大城市人口多；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少应付突袭的措施；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排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早已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面临四壁合围的窘境，随时都有敌人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到了1964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不安。
东面：台湾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高侦察机一直飞到北京附近。自1959年至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击落蒋邦飞机14架，击伤2架。1965年的“八·六海战”，击沉蒋战舰2膄，击毙敌少将胡嘉恒以下170余人。
1962年到1965年台湾向大陆派出40股武装特务登陆，前后被歼灭594人。1961年9月、1962年9月美国制定并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次大型核战争演习，基本内容都是以台湾为基地，出动军舰、核潜艇、轰炸机、发射导弹、袭击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机场和军事设施，最后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演习中除核武器外其他都予以实施。
1965年8月20日，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将击落的台湾国民党流寇4架美制U-2高空侦察机残骸，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公开展出。1961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国民党特务合作，在桃园基地成立“黑猫中队”，由美国提供U-2高空侦察机，台湾提供飞行员，深入中国大陆获取防空部署、核武导弹基地等航拍侦查照片，活动极其嚣张。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上饶、漳州、包头、嘉兴等地上空，采用红旗-2防空导弹，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5架，俘虏叶常棣、张立义等飞行员，李南屏、黄荣北、陈怀生坠机毙命。迫使台湾当局自1968年后停止使用该型飞机侦察大陆。
南面：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美国间谍卫星和U-2高空侦察机辨认出罗布泊基地和包头核工厂。美国确认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十分惊恐。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长提出一份长篇报告，拟定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包括：A、由国民党军队实行渗透、破坏和发动对大陆的进攻。B、实施海上封锁。C、南朝鲜进攻北朝鲜，以对中国边界施加压力。D、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常规武器的空中打击。E、使用战术核武器有选择地打击中国的目标。
8月，美国第七舰队125艘军舰、600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全面介入越南战争。美军的炸弹丢到了中国的北部湾沿岸和海南岛海岸，白宫扬言要教训中国。形势一度非常紧张。
到1966年8月，驻扎越南的美军已经多达42.9万人。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后，毛主席彻夜难眠，及时作出判断和应对决策。放弃考察黄河的多年夙愿，深着果敢应对突发事件。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时47分，美国空军479联队一架F-104C型(56-883号)战斗机入侵中国海南岛西岸，并继续向广东徐闻方向深入飞行，企图横穿琼州海峡。10时58分，海军航空兵4师10团高翔、黄凤生奉命驾驶两架歼-6，打开加力进行高速拦截。11时33分，高翔率先从距离敌机291米处开炮，一直打到29米!三门航炮的炮火将F-104C打得凌空爆炸。高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打掉F-104C的人。美军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在海南岛文昌县翁田镇抱虎港海面跳伞降落，上岸时被民兵符气合活捉。直至1973年3月，美国从越南撤军后，我国政府释放了美军战俘史密斯。
自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美军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共计155批、383架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12架、击伤4架。美军在派遣有人驾驶军用飞机入侵中国的同时，还使用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同样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从1964年8月至1971年12月，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达97架次，被击落20架。
西面：印度当局在美苏大国的支持偏袒下，从包庇、支持西藏反动农奴主叛乱，到蚕食、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对此，我军奉令，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2日零时，实施一个月的自卫反击。当时，苏联派出全套武装13个陆军师、2个空军师援印反华，并由苏军事顾问专家亲临印度指挥作战；由美英以及北约成员组成所谓“亚洲军事发展态势委员会”，决定派美一式装备18个步兵旅援助印度打击中国。苏美印企图处于中国死地。结果经过一个月的兵戎相见，中国军队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3个旅各一部，伤、毙、俘虏印军8900余人。其后，虽然由于中国方面主动停火，撤军和交还缴获的武器装备，战争暂停了，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
北面：苏联在中国北疆陈兵百万，对我国虎视眈眈，从1961年10月至1969年3月苏方挑起边界各种冲突达4189起。
中苏领土争议，是沙皇俄帝国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俄国利用清政府腐败，国防无力，乘机以武力入侵和外交讹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等19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国边界分成东西两段，全长7300公里，把中国全境620多万平方公里（含外蒙古被霸独立156.6平方公里）领土霸占归俄国，还杀光了那里的中国人，总数大约20万人左右。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民族深仇大恨。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走出饥饿困境，又面临沉重的国际压力。中苏已经反目成仇，两国交恶，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的军事装备所欠的贷款加利息52亿人民币，限期1965年全部还清。对此，我国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等农副产品来偿还。河南省郑州市肉联加工厂党支书记宋丰年回忆说，连续几年每到冬季前后的半年里，每天都要宰杀5000多头优质肥猪，当即送往苏联还国债，这样我国人民生活加重了困难。但是，中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已提前一年还清了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战时期，苏联种地人口损失严重，苏联头目利用原在新疆地区持有两国国籍的时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农·泰耶夫少将，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果夫少将，与苏联驻新疆伊宁领事馆副领事迪道夫等人积极煽动中国边民签假苏联“侨民证”，组织叛乱分子围攻政府、冲击军分区，搞打砸抢活动，煽惑四个地区6.7万人边民，于1962年4月22日起，三天三夜牵羊带口非法外逃苏联。经规劝返回了1.3万多人，余有4万多人，被苏联当局发配遥远边疆，从事放牧护林，处处受歧视，做了二等公民。
“伊塔事件”发生后，很多将领义愤填膺的说这是苏联的公然挑衅，要予以回击，但毛主席却平静的说：“人家的手都伸到我们军队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
不得不佩服毛主席，在30年后，也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物价暴涨，当初去苏联的新疆人最初被以难民来安置，供吃供喝，在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政府的救济，物价又上涨，很多人最后饿死，最后他们想起了中国，3万多人纷纷聚集在中苏边境的几个重要口岸，手里拿着写有“我是中国人，我要回祖国”的标语横幅，要求入境，但是他们被中国边境战士合法的阻止入境，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早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更表现出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对苏俄侵占中国领土问题从不让步。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苏方拒绝同意中方关于承认19世纪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的所有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此时，陷入困境的毛泽东采用了一种外交策略：主动使局势尖锐化，让当事一方失去镇静，迫使其紧张起来，然后，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结果引起苏方强烈反弹，双方关系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布的解密档案中，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即1964年7月10日，毛主席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时谈话）。在档案中，“主席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蒋经国忆：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斯大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实际是苏联吞并外蒙古当挡箭牌。——摘自《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是世界国土面积第19大国，等于3个法国、四个日本、5个德国、15个韩国。笔者注）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
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作为苏方代表团团长，5月初，他曾专门飞返莫斯科，向赫鲁晓夫阐述苏方代表团的意见，并获得首肯。这个意见是：必须在根据条约划定边界和解决边界全线问题上迎合中国。
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
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面对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面对再次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一场恶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每一位中国人都同仇敌忾，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1964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严肃地说：在原子弹时间，没有后方不行。
中央常委们一致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修改“三五”计划，把“抓吃穿用”和三线建设结合起来。
6月6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62人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毛主席说：“现在是天上有飞机骚扰，海上有军舰侵犯，蒋先生要反攻大陆，老和我们过不去；兄弟邻邦越南被美国鬼子欺负；中印边境也不太平；中苏边境，老大哥三两头制造摩擦。看来是东南沿海掀风浪，西面北面刮寒流，‘帝修反’‘海陆空’齐上阵啰！不搞备战备荒，不搞三线建设不行呐！”针对我国面临周边敌对势力，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的严峻形势下，毛主席有力地挥了挥手，每一位与会者都感觉到他“加快速度”的份量。他叭口烟，杵灭烟蒂又说：“其实，最先说搞三线建设是富春和罗总长他们，我是受他们启发的。他们说，在敌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我们的问题相当严重。后来我和少奇、恩来、小平、陈云、先念，还有几位老帅讨论，他们都有同感。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军事角度看很不合理，很脆弱，我们面临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毛主席的几次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下决心，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加强战备。
1964年11月，毛主席在听取西南地区钢铁产量增长情况的汇报时又指出：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都搞起来，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后有彭德怀、钱敏）为副主任。
国防三线建设，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政、军齐心协力，即挂帅出征。国务院18个部委43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都来到三线现场蹲点把关。中央选派了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钱三强、邓稼先等到三线担任科研技术指导。
清华大学毕业的胡锦涛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1968年赴西部甘肃参加国防三线建设一干就是14个春秋。在领导三线建设经历的还有宋平、李岚清、王兆国等。
三、军民共建铁打江山
1964年，由于苏、美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将我国国民经济做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重点开发和建设战备后方。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集中力量、争取时间、建设三线”的战略决策，已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1965年春，我们6538部队奉令进入皖南铜陵钟鸣、繁昌孙村、南陵联三执行国防战备打坑道、建油库、铺道路的施工任务。部队进入大山沟里，首要任务是打战备坑道。在无净水、无电、无路、无住房的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部队面对要解决的就是吃住行的首要问题。需要立即动手。劈山凿路、遇水架桥，打开交通道路第一关；采用油毛毯盖屋顶避雨，上山砍毛竹，割茅草披屋顶，用大号铁丝加固屋面，既防暴风雨袭击、又可避酷暑，抗严寒。屋四周用毛竹片、稻草绳编捆扎，抹上泥浆干后再加抹一层白石灰，就成为抵风寒的墙壁了。屋内打木桩绑上毛竹杠铺上床板，大家睡统铺，这个家就基本按好了。接着是盖伙房，筑储水池，挖坑盖厕所，围猪圈，开荒种菜，改善生活，是安营扎寨的必须。
部队刚进入施工现场，由于道路不通，施工设备器材拉不到场，坑道挖掘基本上靠手工作业，在这与世隔绝似大山里，面对着青山峭壁，只能用手举十字镐掀开山坡；手抡八磅锤精准砸钢钎打炮眼；用撬棍撬开炮炸裂缝的大岩头；用蔑土箕、钉耙、铁锹铲石渣装上手推车，推出洞外卸下待用的落后生产工具。施工实行24小时不停工的三班倒，每班工时不得少于8小时，有时候还要加班加点。我们坑道兵整天风里来，雨里去，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晴天雨夜，更不管寒冬酷暑。星期日轮流过，没有节假日。
1964年，军委考虑减低军队干部的薪金，同地方干部适当拉平，军委常委会拟出了减薪方案，由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元帅和罗瑞卿大将军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听了汇报后，把手一挥说：减！，贺龙又请示说：是不是把军衔牌一起取消算了？毛主席立即表示同意。
1964年5月25日，刘少奇主席签署了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解放军报》1965年5月25日发表社论，题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其中有一段话：军衔制取消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公安部队所有部队人员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全红领章。新的帽徽，领章非常大方，朴素，突出了鲜红的革命色彩，帽徽是一颗红星头上戴，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领章是革命的红旗挂两边，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革命化，非常战斗化，这种帽徽，领章非常鲜明的非常形象的体现了我军的革命本质和光荣传统。
1965年6月1日起，我们就撒下了原军衔制的帽徽领章，戴上了红五星、红领章。从此以后65式军装至1985年5月1日，在我军整整实行了20年。
国防施工现场，公路铺好后，便可运进打坑道路设备发电机、空压机、风钻机及爆破器材。打坑道最怕打干眼，一旦风钻断水，被钻头冲击的青冈岩爆发出的碿石沙似火花四射，钻进炮眼后，石粉被风钻吹出来岩尘满天飞，遮人视线，塞满鼻腔，让人喉干，呼吸苦辣味难受。若长期打干眼，炮洞的少数老兵会时常感到胸闷气堵，其实就是石粉吸入肺部成了积石的“职业病”，要引起高度重视。按规定放炮后，不仅要用通风管吹排硝烟，还必须用水管喷洒，改变坑道内空气混浊现象。因此，严格规定坑道打风钻必须打“水眼”，不准打“干眼”，以保证军人身体健康。
打坑道风钻手必须经过严格挑选出体质强，个子高大，力气足，特别能吃苦耐劳，胆大心细，肯负责任，一般都是正副班长担任的多。风钻手带安全帽和口罩，身穿几十斤的防水衣裤，脚穿高筒水靴，肩扛50多公斤风钻机，开机后不停的震动，操作一起劲，汗水往脚跟流，雨衣外的石灰水也往下淌，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是干的，简直像个活泥人。风钻班一上就是8-9个小时，有的任务没有完成，即使饭送来了也不能停下来吃饭。因为寒冬腊月时坑道里气温仍保持18度左右，可穿背心干活，出洞外是天寒地冻，必须要换穿棉袄才能吃饭，特别是风钻手穿戴非常不方便，累时一边吃饭，身靠在空压机旁有的就睡着了。
常年施工在坑道里，抬头望去，悬在头上的石块张牙舞爪，裂缝横七竖八，看去就像要吃人似的。在坑道里作业，整天与塌方险情，雷管炸药打交道，随时都有伤情，甚至有生命危险的事发生；在艰苦、高危、有毒气粉尘的环境中，长期蹲在见不到一缕阳光的阴湿湿、凉凄凄的石仓里作业，患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是常有的事，若沾上目前还少有能治愈的矽肺病，将累赘一辈子。有的老战友退伍多年才查出患矽肺病，连他当年服役的部队都解散了，日子过得十分艰苦从不怨言，能用自己的热血抵御外辱，奉献一切觉得心愿。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啊！
中国原子弹科学事业创始人钱三强专家坚信中国人有志气，难不倒。他在实践中负责任的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的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一批又一批的坑道兵，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用青春和血汗浇筑着共和国的地下长城。深邃厚重的大山伴着咱们的青春随缘，最终让我们走向成熟，面对青山沟里各种艰难困苦，从不言退，面对迈在咫尺，城市的诱惑，从不动心。“穿山甲也好”，“穿军装的民工或土八路”的贬义词也罢，咱当兵人都不在意，而只是凝神静气地履行着军人建国防三线的使命。
1965年10月2日，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日子，是我参军半年多，在班长高计堂、副排长谢俊才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我渴望加入党组织，与我家亲人对共产党热爱的影响有关。在那兵荒马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旧中国，父亲14岁当长工给富人家放牛，大哥17岁被国民党拉壮丁当兵，都饱受了辛酸苦辣。虽然他俩人均没有文化，但受过天寒地冻的人，更知太阳的温暖，懂得穷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做人的权利。因此，他们都是在建国前就加入了党组织，为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到了微薄之力。我从小耳濡目染了父亲、兄长他们对党的赤胆忠心。他们那个时期入党是要把脑袋绑在裤腰带上的，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还要株连九族的。
我记得入党时，排长祝松兔、指导员王书元找我谈话时指出：“你是我们新建团几千名新兵中首批发展的新党员，要求比较高。入党不是炫耀个人的资本，更不是政治升迁的铺路石、敲门砖。入党是忠诚信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决心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入党除了奉献别无选择，要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一切。明确指出：组织上入党一生一次，思想上入党是一生一世。要记住，一名共产党员，不再是一名普通的群众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最根本上是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问题”。领导醒人深思的铮铮教诲，我铭刻在心。
我入党时期正处在全军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提倡一心为公，实实在在干社会主义，一个劲的争上游，积极要求进步的思想是当时青年人向往的精神风貌。整个军营里呈现出热火朝天，生龙活虎的比、学、赶、邦、超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社会风气正，到处是学习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部队创四好连队，争五好战士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至于入党炫耀，患得患失等狭隘的个人主义，在那个时代，这些都轮不到咱们这些穷孩子所有资格去考虑的事。那年代青年脑子单纯，更谈不上滑稽了。我们渴望入党是能在党的怀抱中得到更多的教育，茁壮成长，真诚的做人。
牢记（64字）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入党誓词概括了党员对党组织和党的伟大事业应承担的政治责任和忠诚信念。每个党员都要务必牢记入党誓言，并付诸实践。今天，我虽然入党五十多年，面对庄严的党旗，重温铿锵的入党誓言，扪心自问，与合格党员的距离远，差距大，有愧对党给予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因此，要一辈子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有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4页。
由于部队的编制，决定了肩负建筑工程为主任务。在新兵中唯我是较精通砖石基建的技术能手，尤其是不用水泥灌浆胶结，完全干砌青石、块石、条石建筑房屋、石桥、涵洞、堤坝、国防哨所、炮台、码头及公路铁路高坡挡墙的我国建筑史上最具匠心、独辟蹊径的一项实打实的过硬技术。我入伍不久，原副团长（后团长）宋景山就指派我跟随顾明康工程师（后任副团长）到皖南芜湖市修建6538部队干部家属大院。半年后又转调到繁昌十四分部后山坡上新造几十幢6538部队家属房。当时从全团各连抽调能测量、木工、砖石工、电焊工、装修工等一技之长的数十人组成基建队，由我为负责人，配合六连和地方基建工人一道完成这项工程。一年多工程竣工，原有部队和地方工人均各执行新的任务了，留下团部曹有礼协理员为负责人，我为技术人员和负责党支部工作，还有两名军医及炊事员若干人，组成6538部队家属队营建办公室，续干一段时间各回原单位。
时隔半个世纪的2017年，我在网上看到了“6538部队后裔相聚繁昌大院”拍摄现场多张照片，触景生情，倍思军，五十多年前这里人和事都浮现在脑际上。令人欣喜的是看到了当年天真活泼的小朋友，今天个个都成为了国家有用的、具有出息的人才。让人伤心的是当年我们用血汗浇灌成林的一片营房、会场、道路，其中令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座抽水房和水塔的一石一砖都是我和江苏的一位战友亲手砌建的。看到家属房大门口下坡处的铁路桥下的隧道，是我们当年进出繁昌县城和到十四分部开会、看电影、洗澡（曾1次为繁昌县影剧院救火）的必经之路。历经岁月的侵蚀，宽敞的道路和营房边都是杂草丛生，如今的营房只剩下斑驳残破皮包骨的墙基、砖墙和倾斜的门窗，房顶上的瓦片已开始脱落，不久的将来，营房坍塌将成一片废墟，使曾经有过的笑语与乐声，却变得格外宁静，静得落叶有声，这真催人泪下……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苏军动用了世界先进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入侵中国珍宝岛。中国人民解放军被迫使用了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轻武器和岸上的纵深炮火进行了自卫反击。我军英勇顽强，火箭手华玉杰英雄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甩掉了笨重的棉衣、绒裤、先后击毁击伤了苏军4辆装甲车，我军击退了6次苏军袭击。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为：苏联方面伤94人，亡58人，其中包括苏军边防总队长昂诺夫上校，杨辛中校。苏军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中国军队誓死捍卫了神圣的领土珍宝岛。2005年4月27日和5月20日，中俄两国政府均批准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议》。根据协议再次确定，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
在总结珍宝岛战斗经验时，发现我军战士的负荷沉重，影响战斗的节奏。在东北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身穿超厚的棉衣、棉裤、棉鞋、棉袜、棉手套，背着棉被、挂包，扛着几十斤枪支弹药，追赶坐在战车里的敌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装备部门专家论证，决定走化纤道路减轻战士负荷。——熊泽云自述，彭展执笔。——岳阳石化：永远的2348。
1969年9月7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呈报报告上的批示：“同意，即送先念、秋里两同志阅”。在一次会见外宾时，周总理曾说，我国三个较大的化工厂，就有一个在湖南省的岳阳。
上文是经毛主席和周总理同意，在洞庭之滨，黄茅山麓的一片丘陵环抱，苍松翠竹之中，兴建的一处亚洲最大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2348工程（副军级）。是第一个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设备、自行安装的联合石化三线军需工程，是为改善部队战士单兵着装，生产合成纤维为主的配套企业。当时合成化纤产品在中国还是十分稀罕之物。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化纤工业才进入发展时期，总后2348工程虽然是国防军需装备的三线项目，实际上是国家化学合成纤维工业化产业发展的先驱工程，是我国化纤事业的一个起步原点。
1969年11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通知》：“经总后党委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讨论通过，任命新斧同志为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后(69)企党字第108号决定：“经企业部党委研究决定由马力、新斧、凌学义、霍子耕、王永和、王滨棠、郑功、齐敬文、刘继永、耿祥等十位同志组成二三四八工程指挥部委员会，马力同志为书记、新斧同志为副书记。”2348以后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军队番号为：后字227部队，主要负责人有张学礼、马力、新斧等，下属（师级）单位：湖南岳化为一处；湖北蒲纺为二处；长岭炼油厂为三处。
1969年冬，我县同批入伍的6538部队的战友，绝大部分已经退伍回地方了。还在部队的都已提任连以上干部了（据说许祖山、王启程、为营处级，徐信足、王存俭为师级干部，他们均调到其他部队了。）只有陈长众、陈正友、董敷瑶、董仁增、雷建林、兰成妙、兰全谷、夏良贤、何克普、叶茂旭、谢永玉等跟随6538部队奉令调动到湘北云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2348工程国防三线建设。
6538部队刚进入山沟时，路、水、电基本未通，有的寄住在老百姓堂前的小厅里打地铺。过后选用离工地近的山坡荒滩上，搭起一排排干打垒和用油毛毯或茅草披顶的稻草泥浆敷的工棚住房。夏天室内如蒸笼，雨天室内摆满接着漏水的盆罐，到处听到悦耳的滴答声，仿佛是伴奏工作与生活的交响曲。一间点灯九间明，东家说话西家听得清，喝的是山沟水（雨天是黄泥水），三餐粗茶淡饭早已习惯，能吃饱就行。出门晴天走的是扬灰路，雨天走的是水泥路。每天天蒙蒙亮，以军号“哒哒”响催人起床，当时吃住、操练、施工都在工地一块。我们革命军人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就在哪里安家。咱们当兵的人，头顶烈日，背朝天，脚踏荒野，一身扒在国防三线建设事业上。青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一天施工不少于10个小时，为赶时间，在山坡上装了夜照灯，夜里加班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2348工程基于战备的考虑，根据上级要求，选址优先“靠山、近水、分散、隐蔽”，四周峰峦耸起的湘北云溪乡旺家岭村，向着金盆村和青坡村等大山沟里，让当时国防三线建设者们付出了无数的艰辛。记得当年由于工地道路弯曲路窄，超长的钢管和大型设备无法用汽车运到工地。对此，我们6538部队首当开路先锋，在山丘下掘进一个纵深隧道，装进一汽车炸药，惊天动地，碎石如雨点般四处飞溅，尘土夹杂着浓浓的火药味在山谷中弥漫。几炮能炸平一座山，有力地解决了交通道路问题。
参加总后勤部2348工程建设的全国各路大军，“拼命建好三线，让毛主席睡好觉”。这是当时厂区、工地上普遍流行，鼓舞人心的标语口号。建设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机器轰鸣，歌声嘹亮，人涌如潮，开山劈岭，战天斗地，几乎天天都有鼓舞人心的捷报、喜报、工程实力猛进，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当时有“四大战役”捷报频传：即在半年内完成了涤纶抽丝装置主体工程；在两个月内完成5300米长的外供水管线铺设和万吨清水沉淀池工程；用17天架设从城陵矶至2348工程施工场地的14.8公里长的11万伏的高压线路；苦战三个日日夜夜，部队抢卸并转运了347个车皮，共计16700多吨工程材料及工厂设备。
那时候施工条件很差，主要靠人拉、肩扛、镐挖、人抬。尽管很艰苦，大家牢记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教导，部队情绪很高，革命加拼命，舍身忘死，甘愿为国防建三线，历尽艰辛，履行着军人的使命，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着6538部队官兵无悔人生中一段如歌如诗的历史。在战天斗地，艰苦岁月里造就了这一代无私的不屈的军人之魂……其中80多位战友在参加2348工程建设中因公致残，有8位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69年9月至1974年，几乎与三线项目“十堰二汽”建设的同时，为2348工程基本建设高峰阶段。那个年代最激动人心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高峰时期参建人员在相距百里的三个工地上近10万之众。直接参加2348(云溪部分)建设的单位分三方面。军队系统：6538部队建制团的3300名官兵(番号为工程兵222团)、0748部队运输营(近300名官兵及配属军用车辆)、0606部队79分队、东海舰队及南海舰队焊接技术专业队等单位。技术部门：广东工程建设总队近5000人、大庆炼建队近5000人、上海纺织安装公司近1000人、化工部第四化建公司3000人、第十五冶金建安第二、第三公司;交通部第二港务工程局、武汉城建局、华南电器安装公司等单位。当地各方：湖南省安装公司、长沙供电局施工队、岳阳电厂，临湘、岳阳、湘阴、汨罗、平江、华容各县派出的近万余民兵、民工和知识青年。帐篷从芦石桥一直连进了云溪沟，真是二十五里营地，二十五里兵。
…… 这座企业生产能力比较大。年生产合成纤维二万吨相当于一九七○年全国总产量的三倍，其中涤纶和锦纶的年产量，可供全军指战员每人制作两套军服(包括单衣和罩衣)。每年生产合成橡胶二万八千吨，相当于一九七○年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其中顺丁、异戊两种合成橡胶的产量，可供制作十七万辆汽车内外轮胎及全军所需的解放胶鞋。
1971年5月15日，为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和2348炼油、化工、纺织联运成功。在工地(云溪五七广场)召开试车投产万人庆祝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总后勤部政委张池明、副部长王希克、轻工部部长钱之光、冶金部副部长林泽生、燃化部副部长徐今祥，广州军区副政委卜占亚、副司令员陈海涵、湖南省军区政委张立宪、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负责人孙治国等。(1989年8月 内部资料 《岳阳石油化工总厂简史》(1969—1989)第380页)
部队第一次“的确良”军装试穿，总后军需装备研究所从1969年开始，着手研究多种化纤与棉花混纺织物。先后研制出不同品种、不同规格、不同配比的混纺织物4批20多种，制作单衣3000多套。经担任不同任务的部队试穿（参加总后勤部2348工程三线建设的6538部队3000多官兵是全军首次试穿。当时军装没有现在草绿色鲜艳，领章、帽徽也是红塑料新制作的。因首次试用，全国没有明文通知，我们部队官兵穿戴新式作装探家，到长沙、温州等地均被军分区扣留，疑为敌特……）。经试穿验证，认为采用涤纶50％、锦纶17％、棉花33％混纺42／2×21平纹布穿用效果最佳。1972年总后勤部组织科研人员对混纺单衣和纯棉单衣进行了耐燃烧、烧伤后愈合、防毒、防热和防红外等性能对比试验：耐燃性能：三元混纺布的着火点（500℃以上）比棉布高100－180℃，溶点（200℃变硬）比棉布的焦化点（棉布没有溶点）?80℃。另外还做了检毒试验，未发现三元混纺布对伤口有致毒作用。每年可节约棉花65000担，具备挺拔不皱、不缩水变形、洗后易干、色艳不易褪色、轻便耐穿等特点。1971年6月4日总后勤部批准定型和批量生产，定名为“71式军装”。1973年装备全军。
1970年6月，2348工程指挥部决定组织一场规模较大、耗时短的引水工程攻坚战。抽调6538部队、0748部队、国防科工委013部队及海军某部分官兵，承担从长江边直到云溪青坡八号沟的水管铺设工程和水厂新建任务。其中水管铺设工程里长5.3公里，由其他部队负责。
我们6538部队20分队与原在长江边农场一个排，合拼为一个加强连380多人，到洞庭湖对面彭家湾与安徽芜湖裕溪口航务处工程队一起新建一座万吨沉淀过滤池水厂。这一工程量大，技术级别高，质量要求顶门，时间紧急。工地上人群漫山遍野，昼夜不停地奋战，不停转的搅拌机，运材料的车辆穿梭似飞奔。到了夜晚灯光映红了工地一条龙，工人们和部队官兵一样，饿了就啃几口冷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冷开水；困了把雨衣铺在地上睡一会，就是这样一干就是4年。
1971年9月4日上午，吴振宇大将、吴极烈中将为朝鲜军事代表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作鹏、广州部队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等陪同下，专程访问毛主席旧居韶山。迎候在公路两旁及毛主席旧居陈列馆前的当地驻军及6538部队参加韶山学习党史、军史学习班的全体干部和地方干部群众、学生数万人热烈欢迎朝鲜军事代表团。
总后勤部2348工程指挥部（后称：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于1975年1月前后，总后勤部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国发(1973)181号文件精神，将总后勤部化工生产管理局后字277部队(2348工程指挥部)，所属各工厂、单位移交地方管理。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和岳阳楼区。巴陵石化是中国石化旗下一家拥有40多年历史，集油、化、纤、肥于一体的大型石化联合企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建设，巴陵石化已经成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13.4亿元的国内最大SBS、环氧树脂、己内酰胺和商品环己酮生产企业，年生产总量400万吨，年不含税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上缴税金近30亿元。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十几年军旅历程虽短暂，但也是人生历程中一段不可磨灭的经历，它充满了辛酸苦辣与无限乐趣的一段难以释怀的青春记忆。但更多的是对人性格、毅力、品格的磨练，一种破甲前的脱胎换骨深造。实践，军营的确是一所大学校、大熔炉、能锤炼人锲而不舍的意志，陶冶人的情操，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对扩大视野、积累社会经验、丰富人生阅历，提高人生综合素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激情燃烧的军营生活中，不仅磨砺了人的筋骨，锻造了人的品格，而且让我们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我们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面对暴风骤雨时积蓄了比别人更多抵抗风雨欺凌的力量。“生命里有了当兵的历史，一辈子也不会感到懊悔”……。
火热的军营里充满了爱，战友们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官兵一致，没有利害冲突；一心牵挂着国家和人民，一切听从党指挥。既是军人，就注定了我们要付出，要忍辱负重，敢于担当，手挽和平，默默奉献，无畏牺牲，胸怀世界，升华人生。难忘我的老政委洪流、指导员王书元、连长高献忠、排长祝松兔、班长高继堂和与我在一个连拼肩共事多年的谢俊才连长，是他们把我这个懵懂无知的农家子弟，教育培养成能带兵参加国防建设，能独立的完成部队交给的来自浙·杭州、海宁、德清、丽水；；南京、响水、东台、滨海；皖·肖县、凤台；；北京·怀柔、方山；辽·北票；陕·林通；粤·清远；等各批新兵的军训任务和担任总后勤部2348工程指挥部警卫队的工作任务。
下图为：6538部队八连政指余正清带领文艺班慰问新兵连时与新兵连连长谢永玉合影在洞庭湖畔城陵矶——1971年春节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八一”军旗面前，我们每一个都是过客。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和兰全谷一起离开了长期教育、培养我们成长的6538部队首长和相处多年的亲密战友。也许今生今世再也不会有像在部队大家一块谈笑风生、共享人生乐趣，也许过几年大家都各奔天南地北了。当兵告别军营是早晚的事，尽管脱军装是我自愿申请的。但毕竟在军旅生涯中度过了十几个春秋，即将脱下魂牵梦萦戎装，惜别军营时，个中滋味，五味杂陈。从军金陵新建团，施工首战在繁昌。铜陵南陵2348，一路足迹有6538。人世间，最美的情怀莫过于军旅，没有一种责任比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更为重要，没有一种使命比捍卫国家主权更为神圣。从穿上这身橄榄绿时起我们的生命与部队的使命就紧密地连在一起，自觉遵循“使命高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把爱国奉献融入使命职责中，为祖国和人民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部队是一个大熔炉，铸就了我军对党的绝对忠诚，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军队的先进性，党的前途决定了军队的前途。听党指挥是军魂，这样我军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让军人在这个大熔炉里加钢淬火，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言行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部队是一所大学校，铸就军人有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坚定志向，在报效祖国的不懈奋斗和刻苦磨砺中，军人实现着自身价值，展示着壮丽的人生；铸就了军人钢铁的毅志、凛然的气质、人格魅力，肩负着保卫祖国的特殊使命和民族复兴重任，为祖国和人民甘愿牺牲奉献，是革命军人精神支柱的本质特征和忠诚品格的最高境界。军人成长的一切是得益部队的栽培和教育，使人从迷茫走向坚定，懵懂走向成熟。让我们从羸弱变得刚强，志存高远，忠诚于党，热爱人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担当尽责，低调做人，知荣辱明大义的合格军人。
咱们当兵的人，对军旅生涯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尤其在一片绿色的氛围中结成的战友手足情义，已渗入心髓融进了血液，在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刻骨铭心，是抹不掉，无法忘却的。因此说：战友情是人世间最真挚、最纯洁、最无私，伟大而高尚的一种弥足珍贵的情谊。愿我们的友谊拥有：像春天的歌那样欢快，夏天的心那样火热，秋天的意那样深厚，冬天的友情那样纯真。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永远保持着我们的联络。常言道：“相送千里，终有一别，再见吧，我们曾经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战友们！”
四、三线建设功盖千秋
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规模宏大的国防三线建设，是一场以备战和抵御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宏大的经济建设工程。面对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核威慑核讹诈的威胁。在内忧外患面前，毛主席高瞻远瞩，把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放在世界大格局下来运筹，放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来思考，放在当时最现实的需求上来谋划。
从卫星上俯瞰，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山区腹地。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国防三线建设是在1964年至1980年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7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参与人员高峰时达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其中仅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多万人。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项目，以国防工业、基础工业为主的近2000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的佼佼者如：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钢铁集团，金川有色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工业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些代表性的企业和科研力量，后来都被称为西部的“脊柱”。
三线建设同时又是中国落后地区的大开发，大跨度地将国家生产力布局进一步向广袤的中西部展开。截止到1980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1145亿元，工业固定资产原值由1964年的286.81亿元增加到1980年的1435.98亿元，占全国比例由29.12％提高到38.5％。如以1964年为基数，1980年三线地区工业产值增长493.7％（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平均每年增长30.86％，比同期全国工业增速高4.6个百分点。经济结构发生积极变化。11个省、区社会总产值中工业比重分别提升7.4个－19.6个百分点不等，普遍接近或超过50％，显示向工业化目标迈进一大步。数十个重大产品生产、科研基地和几十个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拔地而起，给昔日荒漠地区注入勃勃生机。现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在时空上缩短了同东部发达地区的距离，也缩小了同它们的差距。三线建设对于中西部日后的进一步开发，对于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将具有长期价值。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１９７５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１２５个项目，到１９７５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９６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
西方大国不断施加露骨核威慑，新中国领导人对强大国防军事实力，一贯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始终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长治久安筹划。中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甘肃酒泉发射场建成两个新的发射工程，发射能力大大提高；四川西昌建成我国发挥巨大作用的卫星导弹发射基地，加上山西太原的第三个导弹发射基地，形成布局合理、比较完整的中国战术导弹和远程运载工具研制基地，多次成功地发射了包括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导弹和长征系列战略火箭及军用卫星。我国从1960年11月5日成功发射第一枚“东方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成功爆炸，在“三线”建设史页上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1966年10月，我国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1967年10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80年5月，我国向 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并造出了核潜艇下海。
仅在20年的时间内，我国就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重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卫了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大工业的发展，意义重大。邓小平同志高度评价毛泽东重视国防建设成就辉煌，他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79页）
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１９６５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１０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８０４６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５５％，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１９６４年的１９.２％提高到３４.７％，货物周转量增长４倍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２２.７８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５５％。 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羊肠小道、人背马驮状况。
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此后，又建成了长江湘江、山东黄河、前扶松花江、浙江兰溪、蚌埠新淮河、上海黄浦江、闽青、洛阳河、田庄台辽河、江苏淮南、五河淮河大桥等。使我们桥梁建设不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１２４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１２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１９７９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１９６５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１９７５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８３６７万吨增加到２１２００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４７.９％； 年发电量已从１９６４年的１４９亿度增加到６３５亿度。到１９８４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３００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９８４个，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６４年增长４.５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９４５个，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１０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５０％。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且有人把国防三线建设成果恶意诋毁为“文革”产物，实在是荒诞。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陈东林教授指出：有人竟把三线建设看成是“文革”产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林彪、江青集团批判时候往往也对三线建设捎上几句，把靠山、进洞说成是林彪搞的，事实上这是不对的。
关于”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原则，”文革”后许多著述都说成是林彪提出的极左主张，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个原则最早是周恩来提出的。196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国防安全，应该尽快地调整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布局，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建设后方基地。当时，还只是对核工业的要求，应该是符合实际的。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中央、毛泽东提出报告时，六字原则已经成为普遍贯彻的要求。同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有的还要进洞”。”文革”开始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在讲话中将”隐蔽”直接改为”进洞”，并从此见诸于中央文件。由此可见，六字原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军事打击和情报手段的认识局限，不能归咎于哪个领导人的主张。从历史的经验和今天的战争实践看，应该说，六字原则，包括”进洞”，仍然有它的合理性，仍然是不发达国家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海湾战争过后不久的1991年4月4日，江泽民在听取国防科工委汇报后说：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
1984年12月8日上午10点，联合国官员在会议大厅里向各国代表郑重宣布：象征人类征服大自然和进入宇宙空间的三件礼物。这三件礼物是：中国，“成昆铁路”雕刻艺术品；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带回来的月球岩石；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它们分别代表了人类在20世纪创造的三项伟大杰作，三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 被评为联合国特别奖。
成昆铁路由海拔500米左右的川西平原，逆大渡河、牛日河而上，穿越海拔2280的沙木拉达隧道后，沿孙水河、安宁河、雅砻江，下至海拔1000米左右的金沙江河谷，再溯龙川江上行至海拔1900米左右的滇中高原。全线有700多公里穿过川西南和滇北山地，地形极为复杂，谷深坡陡，河流峡谷两岸分布着数百米高的陡岩峭壁。铁路所经地区，由于历次地质构造运动的影响，断裂发育，线路经过的牛日河、安宁河、雅砻江、金沙江和龙川江，大都是沿着或平行大断发育的构造河谷。由于地质新构造运动的影响，全线有500多公里位于地震烈度7至9度地区，其中通过8度和9度地震区长度有200公里。铁路沿线不良地质现象不仅种类繁多，滑坡、危岩落石、崩塌、岩堆、泥石流、山体错落、岩溶、岩爆、有害气体、软土、粉砂等等，而且数量很大，较大的滑坡有183处、危岩落石近500处、泥石流沟249条、崩塌100多处、岩堆200多处。面对如此恶劣的地质条件，有人称为“修路禁区”。在如此困难的地形、地质条件下，为了选好线路位置，先后进行了1500平方公里的地质测绘，地质钻探21.2万米，挖探1.3万米，经过11000km的比较线勘测（是建成线路的10倍），大小300多个方案的比选，历时13年，最后确定了线路。采用了7处盘山展线，13跨牛日河，8跨安宁河，49次跨过龙川江，以此克服巨大的地形高差和绕避重大不良地质地段。
全线除成都和昆明外，共设车站122个。有42个车站设在桥上或隧道内。
成昆铁路工程艰巨，全线修建各种桥梁991座，总延长92.7km，占线路长度的8.5%；隧道427座，总延长341km，占线路长度的31.5%；桥梁、隧道总延长达433.7km，占线路长度的40%。在桥隧密集的一些地段，桥隧长度竟占线路长度的80%以上。成昆铁路桥梁、隧道总延长超过了北京至山海关的距离。全线土石方9687万m3；挡土墙和路基加固工程163.4万m3。成昆铁路是一条高标准、高质量的山区铁路干线。高标准、高质量的取得，依赖的是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结构、新材料和新的施工方法的广泛采用。经过全国各单位1200多名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直接参加的新技术战斗组与全体筑路人员的努力奋斗，在牵引动力、通信信号、线路上部建筑、桥隧土石方各项工程快速施工等四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使我国的铁路修建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成昆铁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伟大、最雄壮的国防三线建设工程，国际隧道学术会议在成都举行时，成昆铁路被各国隧道交通专家公认称为“地下铁道”堪称“世界一大壮举”。可在1985年我们评“科技特等奖”的时候报上去了，被驳回来，原因就在于成昆铁路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修的，说是“文革”的产物。最后中央领导讲话说，说科技成果就是科技成果，不要管它什么时候修的，这样成昆铁路的修建技术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科技奖”。
历史是要用事实说话，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绝不能凭空捏造杜撰。
1975年1月13日，周总理抱病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毛泽东特地指示邓小平:“总理只讲半个钟头左右。”规定半个钟头，主要是保证周恩来总理能够站着读完报告。周恩来以前曾经一口气讲3个钟头不休息也没有问题，但现在无论如何不行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老战友周恩来的关心和深厚感情是与国家并重的。
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人大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他们已经把周总理给予定做的反动派帽子，名正言顺地给他们自己载上了。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在年均增长率上，1967年~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摘自《中国统计年鉴[1993]》）。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证实：“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基本上是可靠的”。
1972年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四三方案”，动用几十亿美元和200亿人民币，从西方和日本引进26个大型先进成套技术设备，建成了几十个冶金、化肥、纺织大型企业，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石油工业1966年到1978年，原油产量年递增18.6%，1978年突破1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跃居世界第8产油大国。农业方面，1976年与1965年相比，在全国耕地面积下降4.1%、人口总数增加29.2%的情况下，粮食产量由1945.3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增长47.2%，人均占有量增加14.2%。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向李先念建议，适时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科学技术方面，“两弹一星”及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每秒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均在这一时期研制成功。袁隆平等培育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的推广、中医药屠呦呦团队发明青蒿素治疗全球几亿人免受疟疾伤害，能够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获得国际诺贝尔大奖。秦山核电站的兴建等也都是在这一时期。
但三线建设也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第四，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在同贺龙、罗瑞卿、杨成武等谈战备问题时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毛主席早已指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其主要原因是‘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建立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际工业体系。
中国千万大军建设国防三线，是为后来的平安发展赢得保证。三线建设的两次高潮，都是面临美国、苏联袭击的危险之下进行的，并非有些人有意诋毁的瞎折腾，无的放矢。但是，也不是反应过度？档案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也是有战争打和打不起来两种考虑的。问题不在于哪种可能性大，而在于没有后方基地的中国，这无疑是在拿国家命运赌博。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即使得出入侵战争的可能性较小的分析，也不能不考虑到对方违背理性的行动。准备的后果可能是浪费，不准备的后果则可能是灭亡。由此看来，进行三线建设，建立后方基地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三线建设，毛主席始终贯穿为人民的思想。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同汪东兴谈话时，他说：“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这次一来就是一千多亿，这样老百姓怎么得了？”早在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汇报时更着重指出：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毛泽东把“为人民”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11月1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发挥说：一切建设是为人民，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为中国人民，还为世界人民。
1983年12月29日，原国家主席李先念是党和国家第一、二代中央领导核心，是参加三线建设决策、指导实施、调整改造全过程的领导人之一。为此他写了一封信：三线建设不仅有国防尖端和常规兵器工业，民用工业也有一定基础……可以继续调整我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改变三线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从长远看，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一旦爆发战争，我们的后方就会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应该把那些有条件、有前途的工程项目搞起来，使三线建设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各国档案及大量材料证明：1964年至1969年，美苏为首都曾向中国发出使用核打击的战争威胁。
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总理这个话是说给美国、苏联、日韩和蒋介石集团人听的，也是正面地回答了“没有战争论”的国内一些空谈评论家们听的。
1990年小平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道：“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1992年他又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4年的“小鹰号航母事件”，1996年派航母威慑我台海演习事件，更有甚者，1999年5月8日，美国悍然用五枚JDMA精准制导激光导弹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国侦察机侵犯我国凌空，海空卫士王伟血撒南海，黄岩岛事件，钓鱼岛事件，南海争议，萨德入韩，两国论搞台独等一幕幕惊心动魄。我国有40多个岛屿被外国非法占领，12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被瓜分，无法估量的海底石油和渔业资源被他人掠夺，这些都是中国主权和安全的严峻挑战。对此，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局势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影响，增强抓好国防建设的紧迫感、使命感。
1984年11月4日，国务院三线办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成员会议，通过了《三线地区企、事业调整方案》证实：
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现有三线企业的状况基本摸清：三线地区共有大中型企业和科研设计院所1945家，属于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属于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的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产品方向变化后，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属于第三类即有的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有的至今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由此可见，国防三线建设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基本上是发挥了作用的。——向嘉贵《略论大三线的调整》，《开发研究》1987（1）
陈东林认为：客观地说，这些面对市场经济的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三线建设的失误。这些问题是全国所有国有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只是三线建设的决策，使三线企业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而已。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党组书记、所长朱佳木强调，三线建设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教训，但是，只要把这些问题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把它们同三线建设的成就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出，所有这些都改变不了它在共和国建设中具有的伟大战略意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而且，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针对上述不足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改造、充实、提高，使之更趋完善。那些采用以偏概全、歪曲丑化等历史虚无主义手法对其抹黑的企图，终将不能得逞。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工人、解放军、知识分子和干部，都是共和国历史的英雄，他们的英名必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受到后人的敬仰和怀念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吕世光在中国三线建设研讨会上表示，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的空前壮举。吕世光说，三线建设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充分认识三线建设在党史国史上的重要地位，三线建设的展开是加快实现我国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改善我国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作用。三线建设的实施，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是完全必要的。
1991年1月26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那时，正当中国援越抗美的枪炮弹药都是从三线工厂提供的。三线建设对越南战争取得胜利是立下了大功劳的。（朱元石主编：《共和国要事口述史》336页，湖南出版社，1999）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视察国防三线建设时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2011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小组会上对三线建设作了肯定的评价。
